@cxzj: 年轻人自杀率的上升可能是人性和自由意识觉醒的结果，面对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梦想的社会，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像牲口一样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。
郑渊洁：昨天下午，深圳政府发言人这样分析富士康跳楼原因：“富士康员工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，时代观念不够明确，涉世不深，经历磨炼不够，心理比较脆弱，对一些情感纠纷、环境变化、工作生活压力调节能力不够。”他表示政府将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跳楼。话音未落，第12跳发生。如此分析，应该是催生了第12跳。
对所有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人们来说，富士康的“12连跳”不仅是一串挥之不去的魔咒，也是打在脸上的耳光，响在耳边的警钟。够了！真的够了！
所谓“够了”，不是指类似的事情今后不会再发生，而是说，我们的社会和商界，应该从“12连跳”中汲取足够的教训；或者说，相对于我们要汲取的教训来说，12个鲜活的生命，已经是足够的代价。
而富士康危机能否转化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，让劳工阶层获得“有尊严的劳动权利”和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的一次转机，端赖我们此刻的反思和努力。
我们认为，危机成为转机的关键，是社会经济决策的重心是否能从“资本主导”转向群体价值优先，尤其是“劳动者优先”。
以资本为主导、把资本回报作为第一目的、将股东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“股东资本主义”，一贯要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，对劳动者的态度是“只要他们不提出反抗，就一直榨取下去”。这种视劳工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形态必须得到节制。
早在1978年，丹尼尔·贝尔就指出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·斯密，传统的道德哲学家们从未宣称“财富创造本身就是目的”，“资本积累就是目的”，相反，物质生产和资本积累是创建文明生活和促进美德的手段。为此，在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一书中，他这样阐述自己的立场：“在经济问题上我持社会主义立场。我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。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。为此我相信，在这个领域里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，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。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‘社会最低限度’，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，成为群体的一分子。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，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，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。……我所支持的社会最低限度是指能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家庭收入，……它自然会因时代发展而有变动。”
我们并不主张，让那种不符合中国现实经济发展阶段的“福利主义”迅速流行，但我们强烈呼吁，各级政府社会经济决策的重心，必须回到充分考虑劳动者“最低限度保障”的起点上，而且，“最低”必须因时代发展而变动。那种所谓“现在的劳工是90后，本身比较脆弱”的观点也许说出了一部分事实，但绝对不代表良知。“最低”不仅意味着经济和生活的保障，而且也意味着应该以善良、平等的态度，把人当作人，善待劳动者的心灵和情感。
希望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、追求GDP的过程中，想象我们自己的儿女也要到政府招引来的工厂工作。招商引资，应该招“谦卑的资本”，“懂得感恩的资本”，“有责任的资本”，而不是狂妄自大、唯我独尊的资本。企业和社会之间必须有一个牢固的、基本的契约，那就是劳动者不能成为冷冰冰的零件，他们是人。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约定，而是纵容资本意志，那么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“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，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。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”的异化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旗帜鲜明地表达社会主义立场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资本天生有逐利性，除非遇到障碍，除非自我节制，否则一定是无休无止。越强大的资本，越可能在既有的路径上长驱直入。
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，丹尼尔·贝尔尚且直言自己的“经济社会主义立场”，提出“我自称社会主义者，还因为我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的过分特权。我坚称这是不公正现象”的观点，我们在利用资本、保障资本合法利益的同时，清晰地表达珍惜劳动者、善待劳动者、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安排具有优先性、资本并不是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力量，它更应成为恪守文明社会基本伦理的力量等等价值观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难道对那种缺乏自我反省和忏悔意识的强横资本展开批评，对地方政府来说反而是难以启齿的吗？
当然，富士康危机能否成为转机，还与中国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关，与社会、教育等多方面的干预有关，与年轻的工人们的自我教育有关。我们真诚呼吁中国年轻的劳动阶层尊重生命，热爱生命，坚持责任伦理，无论在怎样困难的境遇中，怀抱一颗坚韧的、对未来有希望的心灵。一跳，是最简单的解决方式，但是，人生需要的是远比这一跳更大的勇气和力量。在你们身后，从家人到社会，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温热情怀，期待着接纳你们，帮助你们，走好人生的长路。
来源：第一财经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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